本溪天气预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区域经济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区域经济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
陈明星1,, 周素红2, 何深静3, 叶超4, 汪明峰5, 孙威1, 王开泳1, 刘艳军6, 朱晟君7, 马海涛1, 姚华松8, 马仁锋9, 张华10, 余建辉1, 吴康11, 王丰龙12, 黄耿志13, 赵荣钦14, 郝庆15, 刘春腊16, 郑捷17, 刘海猛1
摘要
关键词: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责任;行动;传承;创新;新时代;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Responsibilities of young scholars
CHEN Mingxing1,, ZHOU Suhong2, HE Shenjing3, YE Chao4, WANG Mingfeng5, SUN Wei1, WANG Kaiyong1, LIU Yanjun6, ZHU Shengjun7, MA Haitao1, YAO Huasong8, MA Renfeng9, ZHANG Hua10, YU Jianhui1, WU Kang11, WANG Fenglong12, HUANG Gengzhi13, ZHAO Rongqin14, HAO Qing15, LIU Chunla16, ZHENG Jie17, LIU Meng1
Abstract
Keyword: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young scholars;responsibility;action;inheritance;innovation;new era;
主旨聚焦:为响应学界前辈的关怀与期待,青年学者在新时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传承与创新中责无旁贷、勇于担当,通过学习前沿、创造知识,建立学科自信与学术共同体,追寻地理学家精神。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与行动
2018年1月27-28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青年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青年论坛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与行动”为主题。多位院士及国内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知名科学家出席了论坛,会议共吸引来自全国100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的青年学者370余人报名参会。围绕“人地关系与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与‘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城市”“空间规划与乡村振兴”“人口与交通地理”“人文与经济地理新进展与旅游地理”等六大主题,论坛共设置12个分会场。陆大道院士、周成虎院士、夏军院士等冒着严寒莅临会场致辞讲话,就是希望能够对青年人鼓励和叮嘱几句,希望能够帮助青年人才更好的成长。多位知名地理学家作大会报告,传授和分享学科前沿动态;中国地理学会、基金委和地理资源期刊出版界领导在致辞讲话中,也纷纷鼓励、支持和关怀青年人才的成长。
青年论坛的顺利召开,报名参会的规模远超过组委会会前估计,会议地点也从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会议室置换到了国家会议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的参会热情也深深地让人感动,有因大雪京沪高铁停运而采取各种办法周转到北京来参会的代表,有完全从工资里自掏腰包支付交通和住宿等费用来参会的代表,有推掉年底其他繁忙的工作事务挤出时间来参会的嘉宾和代表……。这次论坛的举办让许多参会者都看到并坚信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美好未来,而又促使进一步思考青年学者在学科发展中的角色位置与责任担当。
在这样背景下,面对各界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的期望,面临继续传承与创新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学科使命[1李雨青,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起势摇滚。以这次青年论坛主题为题,集中探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如何看待学科在新时代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曹煊一,展示人文与经济地理青年学者的思考和风采。因为报名参加笔谈的青年学者人数较多,在依据学科相关、主题相关、有一定学术积累等作了一定遴选后,仍需分两期笔谈刊出。这也说明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青年学者很有学科热情,也有担当意识。其中,第一期侧重对学科发展综合视角的思考,重点围绕“青年学者的责任”展开;第二期将重点围绕“青年学者的行动”展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也快速发展。在以胡焕庸先生、李旭旦先生、吴传钧先生和陆大道先生等为代表性人物,以及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和中年学者的带领下,学科先后经历了复兴、特色和深化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在空间结构、国土开发、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等领域和方向取得了一些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的重要进展,在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实际需求方面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对青年学者而言,传承和创新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必然是责无旁贷的。如何肩负起时代责任与使命担当?
第一,学习、继承和发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的精神和知识。青年学者需要加强学习,既要向西方学术同行学习方法论等前沿进展,更要向国内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界前辈们学习。在虚心学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继承和发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的精神和知识体系,这也是学科得以持续创新和不断前进的基础。“经世致用”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价值理念,既要研究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研究人和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尊重自然的规律,综合考虑不同尺度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春熙路刀客。青年学者要充分了解基本国情,需要综合地掌握学科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实际的基本数据,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有些自己的专业判断,才能基本具备面向国家和社会发展并为之服务的能力和责任担当。
第二,新时代又赋予了这一代青年人新的责任。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全面开放、脱贫攻坚战、健康中国与人口发展战略、社会治理、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等一系列新的部署,这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也正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所擅长的领域,也为新时代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科学任务和方向。城镇化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这是众多学者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推动的结果。从十九大报告来看,在已经确立新型城镇化方向的基础上,新型城镇化研究方向和需求就进一步细化了,例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群、就业质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居环境、社会治理等。
第三,新时代背景下学科的创新发展,需要具有良好学术素养和熟悉新时代社会需求的青年学者(德才兼备)尽快成长起来。每个学科都面临着代际演化和代际转移的问题,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也不例外。每一代人都有其不同的成长和发展环境,这个变化非常大,但是不变的是学科可持续发展需要培养和扶持一代又一代热爱并坚持学科方向、有责任和有担当的青年学者,以传承学术和发展学科。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离不开前辈们不遗余力的呼吁与推动,也离不开中青年一代的传承与发扬,学科因此才有了旺盛的生命力,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更好的发展以及更多话语权,并为国家、为社会、为地理学科发展做出持续更大贡献。

在新时期,伴随着互联网等虚拟空间的发展、海量时空大数据的产生、人工智能等新方法的渗透以及多学科理论的交叉,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城市领域的研究被赋予新的内涵,孕育了新的研究方向。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是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综合体。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叠加、新的流与网络空间的构设、新型空间与场所的产生等都给城市综合体增添了新的要素,强化了综合性特征。探讨上述新要素之间以及新要素与原属性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将产生一系列新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与此同时,交叉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的渗透与时空大数据的支持,也进一步拓展了城市综合研究的方向。相关研究将形成“格局—过程—机理—基于过程的格局模拟”的闭环。从传统的主要关注土地利用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城镇体系等格局要素与格局规律,探讨时空演化过程及演化机理,向进一步结合模拟,分析基于过程的格局效应等研究领域拓展。相关应用领域也将更加广泛,从主要面向城市规划应用,向更广泛的公共服务应用,如交通组织、公共安全、公共健康,以及个性化服务支持,如个体交通出行规划、个体健康服务等领域拓展,这些都是综合性的重要表现。
与前述空间相关性对应的,城市现象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即:某些要素在一个地域空间呈现的特征和相互作用规律与在另一个地域空间呈现的并不相同,这决定了城市地理学研究也具有区域性特征。互联作用下新的共区位(Co-location)现象、现实与虚拟空间关系互动及其区域差异现象、多主体交互作用的时空异质现象等新的区域性现象为城市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产生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此外,在多元数据的支持下,城市研究的多时空尺度以及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异质性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城市要素和现象是动态演化的,决定了城市研究具有时空动态性特征。交叉学科的相互渗透,特别是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海量的开源时空数据的产生为探索城市的时空动态性和时空关联性提供支持。这将使城市研究领域得到一步拓展,包括对城市时空格局的描述、城市犯罪等特定城市问题时空临近重复现象的揭示、多主体时空行为的交互作用与效应的研究、个体微观时空行为的宏观效应与宏观时空地理暴露对个体的影响等。

近期,知名城市理论家Peck教授提出了conjuctural urbanism的理念[29]。这可以理解为关联性城市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关键点的城市研究方法。他指出城市学者一方面应该对宏观理论概念有着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不应受限于这些理论,对过于强调普适性或是地方性的理论都应该持怀疑态度。而中观的(midlevel)理论则是连接和贯通两者的有效方式。Conjuctural approach作为关键节点的意义则体现为将每个城市研究课题视为一个独特的但并非偶然的、不同尺度的理论、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在特定地理和历史维度上的结合点。这一方法需要充分考虑具体的情境和宏观结构性的条件,在情境内外、时空间尺度之中游离自如,并对情境式的复杂性进行刨根问底,创造并不断修改可以运用于不同案例和地点的理论和概念。这种分析方法在普适性理论[30]和地方性理论[31]难以调和的争论之间提出了关联性的研究取向和关键节点的研究定位。毕竟,普适性的、决定性的理论并不存在,甚至理论也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作为一种工具,在不同的关键节点(conjucture)被适时运用,城市理论也由此得到不断的修正[32,33]。
我非常认同Peck教授对关联性、关键点的方法和理论的倡议。在我不太长的研究生涯中,城市社会不平等及其替代性的(alternative)对策是我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一方面我试图结合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城市的不均衡发展,例如对中国新自由主义城市化的剖析,另一方面我尝试用扎根的(grounded)方法来分析社区和个体的能动性(agency),例如对城市权利、社会流动性的研究。目前,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不同的课题。第一个课题关注中国城市优质医疗资源的不均衡配置及其社会空间效应。该研究结合全国和区域尺度的空间分析以及对医疗移民社区的人类学分析方法,从多个维度呈现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空间规律及其成因,并就其对个体家庭和低收入群体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第二项研究以成都为例,分析了2008年以来政府主导的金融化政策对城市更新改造的影响,具体包括更新项目的融资渠道及其社会空间影响。第三项研究关注中国大城市小产权房的定价机制及其对中低收入群体社会流动性的影响。该研究提出了连续性的可量化的产权理论,并用小产权房价数据对此进行检验。
尽管这三项研究差异性很大,其共同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尝试。就研究视角和方法而论,一方面需要对外在的结构性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状况有着全面的把握,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和准确的了解在地的情境、个体的和微观的调节作用以及随机的效应,并透过两方面的结合点来解读具体的城市现象(实证的关键节点)。从理论视角而言,这些研究一方面需要与“经典的”(很遗憾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是来自与西方的)理论进行对话但应避免落入“洋为中用”的“案例研究”的俗套,另一方面需要在“普适性理论”和“地方特殊性”之间的无数种(理论和实证的)可能性中上下求索,找到恰当的研究切入点(理论的关键节点)。以上是近期的一些研究动态和个人的一些浅见,以期抛砖引玉,与诸位城市学者共同探讨基于中国现实但超越地区局限性的城市研究方法。

传承与创新实为一体。古今中外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虽然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其精神主旨都是“记录”。什么是地理学者的精神?这在当下以及之前的中国地理学界,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埃拉托色尼发明了“geography”这个词,意为记录地球,这是对地理学者最低的,也许也是最高的要求。无论是记录,还是地球,其实都有着非常复杂、深刻的意涵。就记录而言,“谁”的记录?记录什么?为“谁”以及为何记录?在何时何地、用什么方法记录?记录的是真是假?有何意义?这一连串问题,伴随着地理学的起源一直到现在,答案莫衷一是。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单纯的“记录”。记录往往混杂着不同的感情、地点、时间、记忆、概念、场景、人物、故事等,是一个变化旋转着的多棱镜或多面体,而不是单一的、静止的镜面。它可能集中在一个人、事、物上,却蕴含、衍生和反射出源源不断的关系和故事。这也是西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近五十年来变化繁复、不断推陈出新的主要原因。现实或生活已经变了,而且变得复杂和多元,我们还能安之若素吗?也许利益比思想更顽固,使得人们往往多言创新而实行老路,但正如凯恩斯所说,重要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勇于创新,则虽年老亦青年;故步自封,则虽青年如暮年。
新时代下,新的生活方式层出不穷地涌现,还有什么比如实地、不断地记录我们的生活更重要?记录不是简单地浮现生活,它本身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描述和再现生活,也是在创造生活,这是“记录”的平凡与不凡之处。所以,地理学者的精神,正在于以其对地方乃至地球的经验和抽象,不断记录并更新着记录林沛渠,由此而记录和更新着生活。不管任何记录,归根结底是一种属于自我的事情。国内学界往往把“自我”看得很低,或者把它视为“科学”或“客观”的大敌,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倾向正在慢慢发生转变。即使对“科学”研究而言,自我不也是最真实的一种“客观存在”吗?尤其在现代人文地理学中,自我与他者的话题成为讨论的焦点。后现代地理学对地点、自我、身体、想象、叙事、个体的关注与阐发,既是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与回应,更是自我意识的必然回归与觉醒。跳出这些名词或“主义”之争,不回避,面向“真实”或错综复杂的现实,才是真正“科学”的或者学术的态度。
也许,记录的权利在于作者,但一旦记录出来,它就不可避免地被分享、评价、延伸乃至误读,这是读者的权利。对作者而言,更重要的是继续记录。永不停息地记录,既是我们的志趣,也是我们的责任。因此,让我们继续,再继续。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并在蓬勃发展的学科。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趋势为这一学科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青年学者应该首当其冲迎接挑战,担负起学科建设的重任,而首要的责任则是创造知识。
首先是瞄准新兴领域。当今世界尤其在中国,全球化、技术进步、社会转型等趋势及其带来的空间变化日新月异,“时空压缩”效应更加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战略政策不断迭代更新,产业和商业的空间组织日趋复杂多样,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学术界的已有认知和研究却远远滞后于现实世界的这些变化。作为青年学者,具备接受新事物的先天优势,应该更多地尝试新的方法手段,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是注重社会实践。“经世致用”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大特色。我们的研究往往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研究结果也更多地服务于解决问题。同时,社会实践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支撑,研究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一方面,统计数据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另一方面,地理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空间差异的学科,与其他主流学科不同,地方的空间特点正是我们挖掘学术议题的重要源泉。尤其对青年学者而言,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多跑一家企业,多走一个社区,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实际情况是开展研究的“立地”之本。
第三是勇于理论创新。青年学者在传承的同时,尤应恪守相对独立性和批判性,进行超前思考,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在国内以往研究中,相关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往往借鉴于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青年学者的理论创新需进一步面向世界,提出和创建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理论,为整个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1949年以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农业区划、工业布局、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等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中发挥了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交叉学科的性质和不合理的学术生态环境,其学科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导致在领军人才、杰出人才等方面没有形成合理的梯队,国际影响力小,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学科边界日益模糊等问题。
青年学者应树立“学科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学科在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各级各类规划编制研究和评估、高端智库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和各级政府的认可度,如编制完成了中国首部主体功能区划方案、高质量完成了国务院审批的第一部区域规划项目“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圆满完成了汶川、玉树、舟曲、芦山、鲁甸等地震灾后重建规划中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任务等。在中国地域开发空间组织方式的建议、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及空间失控的政策建议等方面得到中央采纳并转变为政府决策行为。2016年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前主席Ronald F Abler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中国过去和现在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世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如何有力指导可持续发展树立了杰出榜样,是世界各国更好实践的表率。近年来,国外人文地理学开始转向针对重大社会需求的研究,美国科学院出版的《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 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就证明了这一点。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青年学者要在坚持“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方向中勇于创新,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进一步挖掘学科的内核,构建学科的核心理论体系和学界普遍认可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一是,聚焦学科的理论建设,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为核心,以解决地球表层不同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目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二是,主动提出和积极组织国际性的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向世界展示中国地理学的伟大成就,在《未来地球: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国际框架文件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呼吁建立更加完善的交叉学科评价体系,如全面推行代表作制度、在人才资助项目中给予适当倾斜等;四是,加强数据、方法、技术等基础建设,提升学科的动态监测、预测模拟、分析判断等服务能力。

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为国家发展大局和发展战略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建立空间治理体系。地理学具有空间、区域研究、人地关系和地球科学四大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赋予地理学新的使命和责任,因此,地理学者应该主动担当,有所作为,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优化国土开发格局、落实生态文明、完善乡村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积极探索和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在空间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地理学者应该完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开发适宜性的评价体系和方法,探索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以及城市空间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红线划分的科学依据。以实现“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为导向,探索空间规划编制的技术规程与方法体系。以用途管制为导向,探索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性作用与作用机制,研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路径和方法。在绿色发展和区域治理方面,地理学者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探索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转型路径与产业支撑体系。按照地理学因地制宜的科学思维,探索区域差异化治理的思路和提高区域治理效率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方面,首先应该进行乡村类型的划分研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应该实行不同的乡村振兴战略。同时,以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为导向,积极探索乡村空间规划与管控、土地流转、多元化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为城乡一体、联动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在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方面,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为导向,探索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参与机制,优化社会治理中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的空间布局。从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和加强行政管理的角度,完善街道、乡镇的空间布局与优化重组,推进社会治理向基层转移,划分管辖幅度合理的社区治理单元,推进扁平化、精细化的社会管理和服务。
地理学的发展需要创新,需要担当新使命,特别是青年地理学者,更应该不负新时代赋予地理学的新命题,展现地理学者在生态文明和空间治理体系方面的新作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开启新征程,为实现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2018年1月27日-28日,主题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与行动”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为全国从事人文与经济地理及其相关学科的青年学者搭建了一个高起点的交流平台,并初步建立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的常设机构,力求实现青年论坛活动的常态化运行、品牌化发展,成为凝聚全国人文与经济地理青年学者的可持续平台,这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进程中也具有标志性意义。
青年强则学科兴。当前,国内大量青年学者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学科传承、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也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需要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这为青年学者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使命。实现学科的新发展,需要全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及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青年学者的不懈追求、团结合作和使命担当。
实现新时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的新发展,并进一步强化青年人在学科发展建设中的作用,需要在中国地理学会、相关科研院所、其他支撑机构和平台以及广大地理工作者等多方共同支持下,打造与构建富有创造力、凝聚力的青年学者学术共同体。通过搭建多种形式的青年学者学术交流平台,围绕某一具体研究领域、某一地理研究区域或应用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某一研究方法等,广泛整合资源,形成具有共同学术追求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青年学者学术共同体,共同追踪学科前沿、交流科学思想、借鉴研究方法、开展合作研究、沟通学术信息、进行讨论争鸣,基于交流、协作、争鸣形成内在的学术驱动力,凝练产生新的学术方向和研究领域,并围绕明确的学术话题或国外研究热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等探索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拓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研究的深度、宽度和广度,以此推动青年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支撑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的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中国的低端、外向型制造业快速发展,掀起了一轮翻天覆地的产业重构,并在沿海形成了一系列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群。中国的经济地理学者在研究这一轮产业重构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指出了“中国经验”对西方经典理论的驳斥和丰富。进入21世纪后,上述工业化模式的弊端凸显,促使着中国制造业的新一轮产业重构。经济地理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应当积极地投身到这些新变化、新现象和新机制的研究中去,再次彰显出“中国经验”在国际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巨大作用。中国经济的体量、区域差异和新发展也为青年学者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实验室,在新时期提出发源于中国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首先,与西方市场经济下产业重构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法规不同。在上一轮产业重构中,经济地理学者已经指出了政策环境在中国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新世纪,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环境更加多元、复杂和区域不均衡,通过关注不同尺度、不同区域制度环境的作用差异,青年学者们必将能够更好的完善当前基于西方提出的“主流”经济地理学理论。
其次,中国的产业重构不同于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因其幅员辽阔,产业重构一方面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同时也可能发生在中国一国内部。因此对我们构建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产业重构分析框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再次,伴随着新一轮产业重构,中国的国内市场迅速崛起,这也是之前很多东亚小国家和经济体崛起过程中不具备的要素临界婚姻。中国企业如何利用自身巨大的国内市场实现产业重构也是值得青年学者们重点关注的。
最后,目前很多西方经典的地理学理论都是基于西方视角,将发达国家的企业定义为主导企业,掌握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话语权,决定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命运,但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出现本土企业突破西方大企业的限制实现了产业升级。中国的经验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是被动的国际秩序的接受者,反而具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它们依托各级政策支持、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地理空间纵深、内部创新等走出了独特的创新和升级之路,中国企业的崛起也在改变全球化的格局,逐渐从被动全球化向主动全球化过渡。这也是青年学者们可以研究的,并借此重塑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主流”经济地理学理论。
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利用中国的研究为世界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背景下,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应当继承这种优良传统,继续在国际经济地理舞台发出中国的声音。青年学者们担负的责任是艰巨而意义重大的,我们不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会议、讨论和学术合作,直接发出“声音”,将“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介绍给世界,还应当从本质上重塑学科的图景,产生更深远的影响。青年学者应当行动起来,一方面像前辈们一样继续挑战和丰富基于“西方经验”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另一方面要更积极地参与学科话语的构建,搭建源发于中国的经济地理学的新理论、新框架、新 视角。

青年学者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的未来,因此青年学者不仅要扎实掌握学科基础、明晰发展脉络,更要与时俱进,不断涉猎学科前沿,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将时代精神融入个人学术发展之中,通过坚持不懈和点滴积累,为学科发展做出一份应有贡献。
首先要审时度势,预判学科发展未来走向。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她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政治变更、文化传承和环境演变都存在紧密关系。学科的良性发展应在服务当前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上做出贡献。因此,可以通过推测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方向来思考学科未来可能走向。
其次应博采众长,知晓学科发展未来重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博大精深,包含众多分支学科,各分支学科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框架下既独成体系又相互联系,而且与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联系渐趋密切。青年学者要扩大视野,广泛了解多领域最新进展,深入学习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这是与时代接轨的基础。
第三可顺势而为,明确个人学科发展定位。每个年轻学者都会碰到选题问题,不管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位论文写作,还是进入工作单位后的科学基金申请,这关系到自身未来发展方向。在多学科间飘忽不定,研究定位几年一换,可能会造就旷世奇才;但多数人恐将难以产出有影响的成果。结合国内发展趋势,从学科的国际热点和前沿中选题是一种捷径,有助于把握主流方向。
最后需苦心孤诣,坚定个人学术研究主线。能够做出好成绩的学者,往往是长期坚持不懈、始终不断思考、潜心深入钻研的结果。学科贡献不能一日而言,是长期思考、点滴积累的结果。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了,总会在自己的小领地有所贡献;只要大家都坚持了,学科将来就会有大发展;如果青年学者们长期在前沿领域全心长期投入,相信我们学科会有更好的未来。
学科发展需要与时俱进,青年学者更要具有时代精神。学科的未来发展需要现在的青年学者肩负其责任,更需要当前脚踏实地的行动。

学界基本达成以下基本共识:① 基于科学主义、规范主义和普世规律探寻的西方研究范式对于中国研究走出国门及开展国际对话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② 基于中国特色生境的“中国研究”或“中国模式”的构建越来越呼之欲出,作为“东方主义”的范畴也罢,作为“中国崛起”的理论创新需求也罢。换言之,基于西方国家特定经济社会与文化体系的知识生产体系(范式)在解释转型期的“中国现象”“中国问题”时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中国的集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于一体的“时空并置”(time-spatial juxtaposition)现象异常明显,复杂性和多元化程度超乎想象。这要求中国的理论研究一定不能对西方研究照搬照抄,不能停留在西方理论的中国验证层面,而应该扎根于中国本土,对中国的自然与人文差异、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中国人和中国疆域的地方性与独特性时刻保持警觉与敏感。更进一步,我们要关注矛盾的普适性,更要关心矛盾的特殊性;我们要关注数字,更要关注数字背后的运行机制;我们要关注空间差异,更要关注空间中的使用者的主观感受;我们要关注事物发展与演化的抽象性与普适性规律,更要关注特定人地关系组合条件下的具象性与差异性特质。
结合自己近年的研究体会,我认为新时期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应更加强调 “人”的作用,具体有四条路径:
(1)强调人的作用与能动性,不能只有“空间”没有“人”,人要细分,要族群化,要有阶层指向,要探究不同人如何影响和作用于地理空间,进而建构在地性的人地关系。
(2)强调空间的发生学视角,要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生产” ,空间不是空洞乏味的背景与容器,应关注空间修复和空间生产的过程,注重分析“微空间”的空间生产与建构机制。
(3)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论视角,关注城市底边群体和底边社会,关注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空间逻辑,凸显“人文”特性,让研究更生活化、更有温度、更具 情怀。
(4)方法论层面,除了量化分析和数字化表达外,提倡更多采借“民族志”“深度访谈”“扎根理论”“文本分析”“空间句话”“口述史”等质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总之,新时期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需要青年学者以更加宽阔的国际化视野、更加刻苦的钻研精神、更加广域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的新 发展。

浙江省近代地理学科高等教育肇始于竺可桢于1936年在浙江大学创建史地系,几经院系调整、专业废立,至2016年撤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博士点与地理学一级硕士点,并在地质学一级学科设立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区域规划二级硕士、博士学位点。与此同时,浙江省属院校宁波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分别于1982年、1983年筹建地理系并于次年招生地理教育专业,前者于1996年并入宁波大学后发展缓慢至2017年获批地理学一级硕士点,后者顾及城乡规划、环境科学发展于2011年获批地理学一级硕士点。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分别依托林学、工商(旅游)管理学科于2000年后开设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但是至2016年仅剩浙江农林大学继续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
民国时期曾经无限风光的浙江地理学高等教育,时至今日较兄弟省份显然非常落寞,原因在于:第一,竺可桢等知名学者意识到地理学之于地方发展的科学效用及其人才培养的迫切性,创建的浙江大学地理学科被国家院校布局、学科评估、“双一流”折腾至“消亡”。第二,省属院校鉴于地方城市化、工业化、外贸化发展的人才需求,2000年后争相设立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相关院系地理学师资队伍以中老年、副高职称为主且总数在15人左右。如此境况一旦遭遇学科评估,便激发高校管理者压缩甚至撤并地理学专业的各种言论。第三,受国内外院校人文地理学博士培养的人文、社会倾向,浙江高校应用经济、工商管理、农学等学科吸纳了大批地理学出身的博士,造成地理学社会认知进入“万金油”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地理学”学科核心与特色,强化高校领导停办地理学的决心。
浙江高校地理学科生存与发展困境,既有国家主导学科设置及评估的积弊,又有地方人才需求压力与大学治理行政化及学者倾向“科学”或“实用”诱发的后续增长机遇丧失。
青年学者当前要务在于:第一,深耕“山—海耦合发展”的地方综合研究及其地理学方法创新,生产海洋、陆海通量带、陆域的浙江样带地理学知识,提升浙江地理学的科研生命力、地方咨政的学科积淀与特色。第二,推进地理学前沿理论与技术融合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平台建设,彰显地理学在生态环境治理与减灾防灾、全球变化与海岸海洋城镇规划、一带一路与港航空间治理等领域的理论支撑度和社会功能显示度。第三,提振高校和政府领导层的学科认知,构建“人才培育、基础研究、社会咨政”三螺旋发展路径,破解“SCI/SSCI论文、国家基金、学生竞赛获奖”等评判指标传导的学科发展投入机制,提升浙江地理学科发展环境。

人口地理学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也是介于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地理学与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人口分布、人口迁移与流动、人口城镇化、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等方面。但是,人口地理研究有偏向社会学特别是人口学的发展趋势,导致人口地理学在中国地理学界被认为是“发展势头不尽如人意”的学科之一[32]。作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人口地理学的发展应回归和坚持地理学的研究特色。青年学者应肩负起这一责任,结合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加强人口要素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要素之一,地理学者关于人口分布、人口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拉采尔(Ratzel)在1882年出版的《人类地理学》中,详细分析了地球表面的人口分布、人类迁移和民族特性及其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关系[33]。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中,在全国分县地图上做出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提出了著名的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由此可见,人口地理学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历史传承,在地理学中的学科地位是不容质疑的。
但是,当前的人口地理学研究有偏向社会学特别是人口学的发展趋势,在人口学的显示度要高于地理学。成立于1957年并由胡焕庸先生担任主任的人口地理研究室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也是现今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前身。较多的人口地理学者在大学的社会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参加中国人口学会而不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学术交流,主要申请社会科学基金而不是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成果也主要发表在人口学或相关社会科学期刊而不是地理学期刊。这些现象体现了人口地理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也体现了人口地理学的发展存在着危机。
因此,人口地理学者有责任坚持并发扬人口研究的地理学特色。区域性和综合性是地理学研究的特色所在,人口地理学研究应体现人口现象的区域性规律和人口与其他地理要素的综合性特征。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且正处于人口结构快速变动时期,人口现象在各地区有不同的体现形式,人口地理学研究应关注人口现象的空间差异性,如城市人口增长和乡村人口减少的地域体现、成因及其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要素的变化不是孤立的现象,不仅与人文、经济要素的变化息息相关,也离不开自然要素的影响,人口地理学研究应汲取地理学的营养,发挥地理学的要素研究和综合思维优势,关注人口要素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力研究。

资源型城市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摇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和能源战略保障基地,为建立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有效健康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国内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大部分发端于苏联“一厂一市”的建设模式,随着城市的发展,经济运行脆弱度高、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程度严重、历史遗留问题多、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等问题突出,具有显著的全球性、地方性、多维性和复杂性特征,新常态背景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中城市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阶段的发展过程。在建设发展新中国的背景下,老一辈地理学家关于矿业开发、矿产基地建设以及随之出现的“三矿问题”的分析为资源型城市研究积累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与研究经验,揭示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发展机制、演化阶段等发展规律,并对国家发展战略制定、资源型城市建设等实践应用提供了扎实的科技支撑,形成了从理论架构到案例分析,再到实践指导的完整研究及应用框架,深刻诠释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以致用”的学科传统。青年地理学者在继承老一辈地理学家研究积累的同时,面临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转变与新时代下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这就需要我们积极适应研究中的新变化,在资源型城市研究的理论传承下勇于创新,站在前辈的高度上进一步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本质。同时,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地理学家“学以致用”的优秀传统,一定坚持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深入结合,形成我们独到的学科特色。
在具体行动上,面向新时代资源型城市转型需求,青年学者需要结合多源数据和多种技术手段加强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尺度的资源型城市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在城市经济与产业、生态环境、社会民生以及体制机制等的转型与创新方面重点研讨,对诸如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诅咒效应、城市发展的空间策略、城市接续替代产业的培育路径、城市环境的脆弱性与协同治理、城市建设与资源开发协调发展等具体方向进行创新性研究与拓展极信通信,同时对独立工矿区、采矿沉陷区等特殊区域给予特殊关注。

地理学的突出特点是综合性和包容性,这是地理学不断吸收借鉴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最近20多年研究成果在相关行业领域落地转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突出体现在最近10多年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实践中。综合性和包容性促使地理学的影响力不断壮大,活力也不断提升。在当下,中国地理学的队伍不仅存在于传统狭义的地理学研究领域,还广泛分布在国土资源、生态环境、住建规划、发改经管、测绘信息甚至社会文体等行业领域,地理学培养的学生“出口”越来越宽,地理学培养的青年高学历人才可以在土地、农林、环境、规划、经管等相关学科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找到一席之地并开辟新天地,而地理学的包容又给予了这些转入相关学科行业的地理青椒们极大的学术支持和发展鼓励。
地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但学科自身存在的一些危机又使得地理学的二元性明显。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外地理学博士的学成归国,中国的人文经济地理研究愈发显得“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又面临着两条差异显著的发展路径:面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试验场,国内的人文经济地理通过广泛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发展和城乡规划实践发出声音并为不同层面的空间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以科学院系统为代表;另一方面,成熟稳定的工业化和城市建成环境使得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地理学发展走向了关注非物质空间和理论思辨,注重讲好微观视角的故事,这以海外的地理学训练为代表。实际上,除了少部分继续留在科学院系统工作的青年地理学者,国内和海归地理学博士更多流向了高校,而广大青年地理学者所在的(地方)高校往往平台和资源有限,在保证教学工作的同时,并不能像科学院或中规院等国立研究机构那般有如此多的机会和资源参与到部省级甚至国家层面的空间实践。久而久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难免陷入一种二元分割的局面:即高校的研究尺度比较小、精致理论化;以科学院为代表的研究尺度相对宏观、注重落地。
避免以上二元化的加剧,青年学者尤其是在高校系统的人文与经济地理青椒在捕捉国际理论前沿和新方法新数据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研究的经典命题,并与国家和地方实际需求相结合,构建充实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理论框架,讲好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的故事;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空间实践项目,不厚此薄彼,注重实地调研和一手数据的收集和解读,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做既有趣也有用的人文与经济地理研究。

个人的学术成就存在生命周期特征,学术团体的研究重点也存在年龄分布差异。因此,作为青年地理学者,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研究精力的分配,合理把握自身的研究方向。受限于外界的职称考核压力和自身的研究话语权,目前青年地理学者从事的研究以“小”的实证分析为主,较少思考学科发展等“大”问题,也往往不敢提出原创性理论。不过,笔者认为青年学者应该适当加强对后两类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三。
首先,很多知名地理学家的经典著作和重要理论都完成于青年阶段。如约翰斯顿(Ronald John Johnston)在40岁之前就完成了《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词典》两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哈维(David W Harvey)在34岁时出版了《地理学中的解释》这部引领地理学方法论的专著;保继刚在26岁即开始构建旅游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29]。这些学者的研究经历告诉我们,在青年阶段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对一些大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产生一些原创性成果。
其次,“自古英雄出少年”。一般认为,青年学者在研究经历和理论积淀方面尚存在欠缺本溪天气预报,因此可能不太擅长理论系统集成。但是,青年人接受新事物更快、创新型思维更强、闯劲更足,这使得青年学者在开创学科新的发展方向、构建新的理论视角和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大有可为。
最后,学科特征和发展规律要求我们思考和讨论一些“大”问题。一方面,人文地理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将不同研究者对细分研究对象的结论完美整合,而需要对不同尺度的过程有综合的理解:如“立足地方,放眼全球”。因此,青年学者从事微观的研究时也需要有宏观的视野。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学立于学科之林中需要有一些不可替代的“基本贡献”,否则难逃被淘汰的命运。人文地理学需要积极响应不断变化的人文社会现象、紧密跟随时代发展的政治经济需求,不能固守前人开创出来的领域。因此,从学科长久发展的角度看,青年学者不能回避对新方向和大需求的思考与回应。
综上,只有不断思考重要问题才能有所成就,不断拓展研究方向并做出原创性理论贡献才能推动学科进步。而青年学者在接受新事物和产生新思想方面具有优势,能够对一些学科发展的“大”问题进行创新性思考。因此,青年学者虽然在成果考核和话语权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但不能放弃对“大”问题的思考。

虽然过去30年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国家仍在许多研究领域占据着引领学科方向的地位[30]。这与西方国家现代科学起步早、综合国力强、科技水平高等有关系。但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西方地理学注重汲取哲学思想的营养,以新的认识论为指导不断开创新的研究方向。与以“任务带学科”为特点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相比,西方的学科发展更多受到社会科学思潮演变的影响。以下通过几位领军人物的案例说明哲学思想的运用对提出引领性研究方向和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末,发源于文艺领域、后被发展为一种社会科学哲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开始被运用到西方人文地理学,在经济地理领域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和视角。例如,Peck在1996年提出的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管制就是建立在批判现实主义认识论基础上,他批评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管制理论,提出劳动力市场管制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过程受到地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由此开拓了地方劳动力管控体制的研究方向,加深了经济地理学对地方发展中劳动力供给机制的认识。此后从Henderson等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研究视角到Brenner等对新自由主义的地理学解释都可看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与此同时,对西方人文地理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股哲学思潮是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紧密相连的后殖民主义,在城市研究领域激发了许多创新研究。例如,Robinson从后殖民主义的差异和多样性思想出发,批判了霸权性的全球城市概念,提出更具包容性的普通城市(ordinary cities)研究议程。沿着相同的思想脉络,Roy批判了西方国家在全球理论生产中的霸权地位,借助非正规性这一来自南方国家的概念,提出了新的城市主义和城市规划认识论,强调南方国家经验在城市理论构建中的重要性。Robinson和Roy提出的研究议题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成为后殖民城市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
上述典型案例意在说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提出引领性的概念、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向的重要性。与西方地理学者相比,我们在科学哲学基础的训练方面较弱,学术思维较多以实践为导向。在中国日渐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我们青年学者在继续坚持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的导向下,需要在提升学科的国际引领作用方面更加努力。我们需要加强科学哲学基础的学习和运用,提高理论思辩和探索能力,将中国丰富的人文与经济地理现象概念化,并凝炼为能够吸引国际同行跟随的研究议程。30年来,前辈的付出为我们提供了学科发展基础和环境,我们青年学者有责任为继续推动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成为符合国情、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地理科学而努力奋斗!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各种人文与经济现象的空间分布、扩散、演化及其影响机制的一门科学。其分支学科众多,过去主要集中在城市地理、旅游地理、人口地理、经济地理等传统分支学科。近年来,尽管出现了不少关于行为地理、地缘政治、信息地理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体系相对分散,不同学科方向缺乏深度融合;二是自然与人文视角的相对分化;三是缺乏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四是在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因此,建议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应该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例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及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及影响机制,城市化的资源环境效应,农村人文关怀及乡村转型,城市化发展质量与公民共享,老龄化趋势,公共服务设施及教育资源的配置等问题。应以社会主要矛盾为主线,从地理学的视角为区域均衡发展献计献策,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这能够推动地理学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的结合,并进一步提升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地位。
(2)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要更进一步突出地理学的学科特性:一是要素之间的关系;二是人地关系;三是区域差异。比如针对某一人文要素或社会经济问题,我们不能脱离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而要分析该要素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其与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并揭示该要素的区域特征与分布规律。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的学科优势,并强化不同学科分支的融合。
(3)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依托,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中国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明显,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变和突出的人地矛盾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素材。因此,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未来应该重点关注并揭示“中国现象(或中国模式、中国问题)”产生的根源、时空过程、影响机制及未来演化趋向,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只有植根于中国经济社会,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才能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走向世界、引领全球。

未来国内的国土空间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和形式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增长模式上看,由资源环境高负荷的赶超型增长向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创新驱动增长转变;从社会治理看,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从行政管理看,由以“自上而下”的层层指令性、计划性管理向“上下结合”、更多发挥地方政府管理主动性转变;从国土开发形态看,由以往的大开发、大建设向注重内部挖潜、建设美丽国土转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尽管表现为资源环境高负荷下的剧烈国土开发,但是发展的方向、路径、结果,甚至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相对可预测的闵妃。新的发展模式下,尽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不会有大的调整,但是各地发展的方向、路径、结果和潜在的问题是难以预测的,无法用过去的模式思考未来发展,也难以套用外地的经验指导本地的发展。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需要由“通识化”逐步走向“个性化”阶段,从研究事物的普遍真理转向将普遍真理与特定区域相结合,不断提高学科精准服务能力。未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能够参与国家宏观决策,固然可喜。但是投身到中、微观的区域发展和基层治理则更有价值。需要青年学者将“沉下来”和“提上去”结合起来。所谓“沉下来”就是要发挥学科“区域性”的特征,针对某一具体区域(领域)的特征,沉下心来,潜心研究,根据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和资源环境约束,从科学的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决策支撑;所谓“提上去”就是要发挥学科“综合性”的特性,在研究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做到提升眼界、拓宽视野、开拓思路,综合多种要素和多元价值,弥补“筒仓思维”下行政管理部门化、碎片化的缺陷,提升综合分析和统筹解决问题的能力。
青年地理学者需要传承老一辈地理学家的优秀品质,借鉴国内外理论,把握中国区域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的特征,投身于服务区域发展之中,结合综合视角和区域视角开展研究,减少地方国土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缺失和决策失误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形成中国模式和中国理论,服务宏观决策和微观治理,促进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如何进一步促进其在高校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值得青年学者深思。“教学+科研”“领域+地域”“个人+团队”的“三结合”模式是有益的实践。
(1)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研相长,是大学青年教师的立身之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更需要将知识传授与自由探索有机结合起来。《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核心课程更是如此。比如,在讲授《人文地理学》“聚落”“文化景观”等课程内容时,适当讲解个人在“传统村镇”“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等方面的研究心得,很能启发学生的思维,在课程研究性学习环节,也有一批学生以“传统聚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开发”“传统聚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等为主题、结合案例区,开展探索,学生的获得感明显。
(2)领域与地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大学青年教师的创新之源。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更是一门以实践任务带动理论发展的学科。“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区域生态补偿”等是现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需要结合具体地域开展案例分析。比如,本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传统村镇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机理及途径构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区域生态补偿的绩效格局及弹性机理研究”研究中,立足湘西地区、长株潭绿心地区等典型地域,也吸引了一批本科生、研究生开展相关的探索,效果良好。
(3)个人与团队相结合。个人积极融入团队,是大学青年教师的成长之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一门需要团队协同发展的综合性学科。“区域生态补偿”“文化地理”等是现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协同创新的重点。例如如,本人在开展个人研究中,积极融入湖南省水利厅课题“洞庭湖流域水生态补偿定量技术研究”等相关团队协作课题,得到了同行的好评,展示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成果在其他领域的认可度。
以上所提的“三结合”模式,有利于助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高校的传承与发展,也是高校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的责任担当与具体行动。

作为来自地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工业系统的代表,有幸出席本次人文与经济地理青年学者论坛,得以与广大学术界同仁交流。在此,谨以政府管理部门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角度谈一下青年学者在新时期的责任、行动和可为之处,以及学科发展与地方治理相结合的突破之处。
在过去,人文与经济地理青年学者主要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发展规划、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决策与评价两大主要领域,以承担地方委托课题、委托评估的形式为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提供决策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长期贡献。而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要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同时也是新时期青年学者的责任: 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为全社会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人文与经济地理青年学者在解决本身学科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应该主动服务于地方产业转型和区域发展规划。这一行动有别于以往被动式的承接,而以主动性姿态服务祖国经济社会建设事业。
学科发展和学科服务一直是较为敏感,也是融合的难点。究其原因无非是高校科研机构与公共部门及社会组织承担着不同的职能,有着不同的业绩考核大同文瀛湖 ,往往导致在两个频道上对话的现象。素来“以任务带学科”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除了将研究成果发表在SCI、SSCI高水平期刊之上,还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发挥新时期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的经世致用价值。针对“中国制造2025”及相关行业规划、行动指南在地方层面的落实提出具体性建议。当然,公共部门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工业系统在招录、选调工作人员方面也应重点吸收人文与经济地理专业毕业生,鼓励广大青年学子投身国家工业建设事业之中,籍此保持与学界的良性互动和业务联系。最后希望,明年的论坛能够邀请更多的“跨界”学者。

未来3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阶段,也是青年人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中国城市发展将面临老龄化、智能化、生态化、局部收缩化、网络一体化等发展趋势。作为研究城市的青年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如何未雨绸缪,主动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聚焦未来中国城市问题,既为国家战略提供科学支撑,又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贡献力量,分享几点思考:
(1)拥抱大数据与智能革命,推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方法创新。21世纪是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期,产生的具有时空属性的大数据将爆炸式增长,朴贤善 这必将推动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甚至颠覆传统的理论方法。青年学者面向未来城市,熟悉相应的计算机语言与数据挖掘技术。
(2)运用复杂性科学解决越来越复杂的城市系统问题。未来城市将更趋复杂,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为地理学发扬综合性思维提供了有力武器,包括标度率、自组织临界相变、复杂适应系统等理论;发展了元胞自动机、多智能体、复杂网络等先进方法;越来越多的在多中心规划、空间管治、城市设计等实践中应用。
(3)从地理学视角积极寻求应对和适应人口收缩与老龄化的策略。未来30年,中小城市的人口收缩会越来越普遍,老龄化问题将非常突出。地理学不仅可以识别、预测人口收缩与老龄化的严重区域,探究人口收缩与老龄化内部机理及其与产业升级、资源转型等的耦合规律,还可以提出应对和适应策略,包括宏观的城镇体系调整、产业区域转移,城市内部医疗、交通、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优化等。
(4)重视未来城市的网络与流格局演变及效应。随着快速交通、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等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不同尺度的网络与流格局:城市内部人与人、人与地形成极其复杂的网络联系;城市群区域的网络结构将进一步演化为高级的城市-区域一体化;在跨国公司、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等的推动下北京、上海等逐渐成为全球城市。青年学者有责任加强该领域的研究,这将对区域不平等、城市管治、交通拥堵等问题做出开创性成果。
主题主持人总结
这次笔谈主题鲜明,聚焦青年学者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传承创新中的责任与行动。参加这次笔谈的20余位青年学者围绕这一主题,深入思考、各抒胸臆,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很好地展示了青年学者的思考与担当,以及青年学者的视野与风采。基本达成如下共识:一是青年学者勇于肩负起新时代责任。建立学科自信,追寻地理学家精神,将新时代需求融入学科发展,创造新知识并加强学科知识溢出。二是捕捉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与新内涵。面向国际前沿,加强科学哲学基础对学科的指导,探索基于中国现实却超越地区局限性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国际地位。三是坚持地理学特色,根植于中国国情和地方特性讲好中国故事。四是坚持学科发展、服务社会和人才成长相结合。五是加强青年学者间的交流与协作,打造学术共同体。
近年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蓬勃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林芳正 。然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者在各层次国家级人才队伍中比例和规模却不容乐观。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学科发展亦然如此。相信在前辈们的关怀与指导下,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一代学者一定能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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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