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鹤人物春秋:溥仪的植物园改造生涯-诗人兴会

人物春秋:溥仪的植物园改造生涯-诗人兴会

作者:李响
(本文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6期)
反映溥仪传奇人生的影视作品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影片的后半部分,英若诚扮演的战犯管理所所长被游街批斗,溥仪感念所长的教诲和帮助,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说:“你们弄错了,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好人。”红卫兵昂首问道:“你是谁?傅洁娴”溥仪迟疑片刻,回答:“我是一个园丁。”
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台词,新时代已彻底改造溥仪的身份,他终于当上渴望已久的普通公民,也体会了人微言轻的无力感。其实这段情节不尽符合史实,1966年,溥仪已结束在植物园的“劳改”,他当时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但他确实始终以园丁身份为荣,香山植物园园丁是他获得特赦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他意义非凡。这份工作帮助他抹去小皇帝标签,实现了从战犯到劳动人民的过渡,离开很久以后,他还经常回去伺弄花草,常对人说,植物园是他的家。
前一段时间,溥仪在植物园的“家”因长期用作库房引发关注。溥仪当年居住的宿舍仍保持原貌,有市政协委员建议管理单位应尽快腾退旧居,把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时的照片、资料、劳动工具等集中展示,帮助观众了解历史。
游览故宫 “我还得买门票?”
1959年12月,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大会。特赦意味着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台下人人翘首以盼,唯溥仪心绪平淡。一来他认为首批特赦不可能轮到他,二来父母都已去世,妻子也死的死,离婚的离婚,他无所谓“团聚”,亦无所谓“自由”。这一生不是做傀儡,就是做囚犯,“自由”对于他来说是个抽象的概念。然而,当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念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时,他还是抑制不了激动,当场痛哭失声。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写道:“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依照周恩来的安排,特赦战犯要先参加一年劳动,培养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感情,再安排正式工作。和溥仪一起获得首批特赦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周振强等国民党将领,他们去了北京南郊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栽培果树相比于种麦种稻是比较轻的农活,劳动量和技术含量对于征战半生的将领不在话下,对于“皇帝”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个连衣扣都不会系、戴着七百度近视眼镜的人能干什么?确实是件麻烦事。
溥仪自幼喜欢看医书,有一点中医基础,想去医院工作,周恩来觉得溥仪看病万一看出事故,会被人上纲上线。有人建议让溥仪去故宫工作,周恩来说不合适,李世鹤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都来看皇上怎么办。
周恩来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溥仪在故宫不仅可能影响游览秩序,触景伤情对他个人的情绪也是一种刺激。溥仪在特赦后第一次去故宫,是在沈醉、杜聿明、周振强等人的极力邀请下成行的,大家都希望他当导游。到了门口沈醉跑去买票,人手一张,溥仪接过门票诧异地问:“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众人一时无语。
沈醉回忆,溥仪确实如他自己所说,闭着眼睛都能在故宫里找到准确路线,他有时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解,但更多的时候低头不语,怅然若失。“故国不堪回首”,定是勾起许多伤心往事。走进御花园时,游客发现了末代皇帝,纷纷围拢过来,溥仪等人只好结束游览。从那以后,沈醉他们再也不好意思邀请溥仪去故宫。
适合溥仪的工作应该劳动量小,又能学到技术和知识,思前想后,周恩来有了计划。1960年春节前,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活动上,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打算让溥仪去中科院下属的植物园工作。郭沫若回答:“皇上驾到,当然欢迎。”
也许大家不知道我是当过皇帝的
北京植物园建立于1955年,位于香山公园和玉泉山之间,环境清幽如世外桃源,今天人们游览香山,植物园仍是必去景点。1960年2月10日,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向溥仪等人宣布了工作安排。2月16日麦香基,公民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植物园报到,两天前他已经按捺不住来“踩过点”,参观了他的宿舍、食堂和工作温室。
溥仪被安排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一间屋子,即现在仍然保存完好、改作库房的灰砖房,两名党员工友刘保善和刘宝安与他同住,以便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他。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进城,如需用车,由工友武宝印负责。植物园流传一个笑话:皇帝最安全,有三“保”(保善、宝安、宝印)。
初到植物园,溥仪心情忐忑,他在一篇感想中写道:“如果植物园的干部和职工知道了我是谁以后,会不会因为我的历史罪恶,对我产生憎恶和歧视呢?”当发现干部职工都对他特别热情关心,他还默默地想,也许大家还不知道我就是当过皇帝的那个溥仪,只当我是一个新调入的干部吧。
溥仪真是想多了。普天之下,谁还不知道宣统那些事儿。他虽然作为公民来到植物园劳动,毕竟还是特殊身份达希纳,植物园早就开过全体会议向职工通报,溥仪要来园劳动锻炼,职工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对外不要宣传,要提高警惕,建立登记制度,掌握他的交往对象,不能向他透露国家机密。植物园职工能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呢?大家觉得有些好笑,对皇帝的到来充满好奇和期待。
至于如何称呼他,职工大会进行了一番讨论,直呼其名不太合适,叫同志似乎他还差了一点儿,最后决定叫他“溥仪先生”。实际交往中,职工忍不住会拿他开玩笑,叫他“皇上”,“宣统”。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溥仪深知在当前社会劳动人民光荣,帝王将相可耻,他最不喜欢别人拿他开这种玩笑,谁叫一声皇上他要闹心半天,往往正色道:“我现在是公民的一员,跟你们一样的。”不过,职工闲聊时说起宫廷趣闻,溥仪丝毫不避讳,经常主动讲些自己当小皇帝时的滑稽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若有人对历史掌故、紫禁城建筑细节持不同说法,溥仪必滔滔不绝以权威自居,激动起来要争得面红耳赤,让人不禁感叹,“皇上”情绪难测。
都怪我太笨了
1960年2月18日,溥仪开始上班。多年来溥仪一直是晚睡晚起,这天天刚亮他就睡不着起床了,在温室间的小径上来回踱步等待上班铃拉响。上午参加座谈会,下午到温室与组内同志见面。植物园职工范增兴回忆,溥仪第一天到会议室,拉门拉得山响也拉不开,常人都能一眼看出这种门把手需要转动,他却转不过这个弯,直到有人赶过来帮忙才打开门。
2月19日,溥仪正式上手干上期待已久的活。第一个月,他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能够熟练完成四季海棠的移栽;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为一品红、一品白、一品粉、倒挂金钟等花卉剪枝,为盘子花、金点一叶兰、金边万年青、仙客来换盆,为龙牙花嫁接等。
这些工作不算复杂藏獒多吉,从没干过活的溥仪学起来还是经常付出“血的代价”,用刀削插条时难免伤手。溥仪很在意自己的劳动表现,生怕让人觉得他搞特殊,轻伤不下火线,口头禅是“都怪我太笨了”。在溥仪的遗物中,有一个本子车臣仕,贴满溥仪亲手收集的各色植物标本,下面详细标注着科属、产地、性质和特征,劳动之余他反复阅读植物学书籍,写了几十页心得鄂敏,可见溥仪确实下了苦功想成为一个专业园丁。植物园一年多的工作,使溥仪爱花成癖,养花成了他晚年主要的业余爱好。
植物园尽量给他安排轻巧的活,他不愿意被照顾,总说这样影响他的改造。按照规定,溥仪只要完成上午的分内工作就可以了,但副业生产他也抢着参加,戴着大草帽插红薯秧、收玉米、种秋菜、打猪草。溥仪参加了除四害运动,挖苍蝇蛹。溥仪很怕死,为了积德从不杀生,过去连落在身上的苍蝇都不打,现在能去挖蛹,自己也承认迈出了一大步。他甚至极力争取参加了植物园的民兵组织,45岁以上的干部是不必参加民兵的,溥仪当时已经将近55岁,扛着国产半自动步枪,戴着近视眼镜,硬是挤进年轻人的队列里。
吃十二根冰棍充饥
溥仪学习生活自理比学干活费劲得多,他不是不想自己照顾自己,实在是缺乏基本生活常识。入植物园刚两天,他报告说枕巾丢了,第二天又找到了,原来是他穿衣服时把枕巾夹在了棉裤和衬裤之间,干了一天活也没察觉。溥仪觉得不好意思,以后虽然还是常丢东西,怕人笑话他,都默不作声,找不到就算了,饭票丢了,宁可饿着也不说。有一次他的金壳怀表丢了,这只表跟随他大半生,对他有重要纪念意义,溥仪很着急,忍不住报告了,植物园的青年职工听说了全都出动帮他找,最后终于在去香山的路上找到。
溥仪用的行李都是从战犯管理所带来的,天长日久已经非常破旧,赚到工资后,他买了布面和棉花,请同事帮忙做了被子,他抱着被子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用劳动所得为自己购置生活用品。
伪满时期黄莺鸟,溥仪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多,夜里两三点睡,昼夜颠倒,加之颠沛流离,又总怀疑有人要谋害他,渐渐患上神经衰弱症,入睡必须服安眠药。刚到植物园时,他早上起不来,晚上熄灯又不睡,两个室友都有意见。时间长了,他白天辛勤劳动学习,晚上睡着自己买的被子,病症不治自愈,沾枕头就能睡着。
室友对他关怀备至,溥仪也学着关心他们,天气突变时跑出去把他们晒的被褥收回来,看到人家有脏衣服帮忙泡在盆里。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于让人伺候了大半辈子的溥仪来说,能主动想到做这些事,实属不易。
食堂是皇帝笑话出得最多的地方。从出生起溥仪大概都没什么机会自己亲手付钱买东西,算清钱都困难山兔御魂,繁杂的粗细粮票、肉票、菜票更搞得他晕头转向。每次到食堂打饭,他一着急就抓出一团票,放在窗口让师傅自己挑,后来索性由同宿舍的刘保善、刘宝安帮他买,问清他要吃什么,买回来再帮他算账。直到离开植物园去政协工作,溥仪依然不能熟练打饭,沈醉回忆,溥仪在主食窗口买完米饭,放在桌上,再去买炒菜,回过头在人海茫茫的食堂就找不到自己的米饭了,只好再去重新买一份。常常是食堂人流散去,某个桌子上躺着一碗没动过的米饭,工作人员都知道是溥仪的,便帮他收好,明天加热再给他网逝。
1960年正是全国粮食短缺时期,由于特殊政策照顾,溥仪的粮票比一般人充裕,但他饭量也比别人大,劳动之后吃得更多,又不懂得精打细算,一顿要吃三个窝头,有时还错把别人碗里的窝头也吃了,职工开玩笑说弹弹堂力度表,这个皇上可真能吃。当时北京倡导勤俭节约,捐粮票给灾区,溥仪不甘落后,要求把自己每月45斤粮票减为39斤,并捐出15尺布票,20斤粮票。植物园领导知道他从小锦衣玉食,过日子没算计,这会儿积极表现,时间长了恐怕撑不住,不让他捐,他又沮丧气愤,领导只好收下。结果,没几天溥仪就饿得不行落跑甜心女主。溥仪每月60元工资,在当时足够一个四口之家吃饱,他一个人好好规划一下,凭工资和剩余粮票完全可以过上小康生活,但他不懂得买米面充饥合理搭配,而是买大量高级点心和糖果,甚至饿急了一口气吃了十二根冰棍。他为自己的贪吃感到羞愧,有人进屋时他作贼一样把点心藏进抽屉,过后自己也笑自己嘴角还沾着点心渣。就这样,每天勒紧裤腰带,极力少吃,还是把下月的工资都预支花光了。
植物园的政治标本
古往今来,前朝废帝往往沦为阶下囚,或在革命大潮中以头祭旗。把皇帝改造成劳动者,大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举。谈到新中国对旧人的改造,国家领导常要举溥仪为例,并建议外宾去植物园实地看看,毛泽东曾对外宾说:“你们有兴趣可以集体找溥仪谈一谈。我们也并不杀他,改造好了,还有工作能力,只是不能做国王就是了。”
从溥仪来植物园的第一个月,前来参观末代皇帝新生活的国际友人就络绎不绝。溥仪俨然是植物园最著名的“标本”。
从溥仪日记中可以看到,1960年,来访植物园的有苏联女作家、哲学家,匈牙利记者,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律师作家,墨西哥记者,英国作家等。1960年5月26日,溥仪还应周恩来特邀,和杜聿明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坐陪宴请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60年10月29日,溥仪应邀到国际俱乐部参加欢送埃德加·斯诺的酒会。斯诺笑着对他说:“你是皇帝,我给你磕头。”类似的玩笑溥仪在正式非正式的场合被开了无数遍,他逐渐设计出一个大方得体的“官方回应”:“过去的所谓皇帝完全是罪恶的,过去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我是中国的新劳动人民。”这样的话斯诺应该听得懂,但一些对中国历史不太了解的外宾,如果碰到不高明的翻译,就会不太明白死了又活了是什么意思。斯诺又问溥仪在什么部门工作,溥仪答北京植物园,斯诺问:“您喜欢植物吗?”溥仪说:“我对花卉很感兴趣。”
至1960年底,溥仪先后应政法学会、外交学会等部门邀请,到北京饭店会见国际友人,每次他都要介绍自己的封建家庭情况,罪恶思想根源,与日本人勾结复辟卖国的历史,以及解放后如何受到政府优待和改造凤凰展翅dj。因为频繁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部门特意给溥仪做了几套中山装,溥仪不会打理衣服,总把好衣服弄得邋里邋遢,不是衣扣系串,裤扣没系,就是裤腿卷着一半,常要经同事提醒整理才能离开植物园。
劝溥杰离婚 为廖沫沙辩护
1961年春,溥仪依依不舍离开植物园。室友刘宝安把自己的一张彩色照片留赠溥仪,被溥仪小心珍藏。照片背面写着:“敬赠溥仪先生:相处虽短,情意深长。离别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轻的朋友:刘宝安。”半生称孤道寡,寄人篱下,溥仪大概从没有结下过这样真诚的友谊。
当初来植物园就讲好是过渡一年,但溥仪和那些在红星人民公社的国民党将领一样,都已适应单纯平静的生活,不再奢望其他,只愿在劳动中度过残生。溥仪在植物园受到了尊重,交到了朋友,他甚至写了一封长信向上级表示超级贤婿,自己真心愿意留在植物园。
不过周恩来已有了安排,让劳动满一年的特赦战犯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工资由原来的60元涨到100元,撰稿另有稿费。在植物园劳动期间包子修炼守则,溥仪和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结为至交,田老喜欢藏书和文物,常去逛古董市场,溥仪帮他鉴定清朝文物,眼力与专家相差不大。田裕民当时就说,以溥仪的知识也许能从事文史工作,没想到还真的说准了。
植物园给溥仪做的鉴定里肯定了他的进步和努力,批评他“腐朽的生活作风还时有表现”,比如用钱没有计划,十月就借花了十一月的生活费大厨连连看,还花十六七元买高级糖吃。鉴定特别写道嫡女毒心,在处理家族旧关系时,他能够分清是非,但“对别人帮助方式简单。最近,他几次劝说溥杰和日本爱人离婚,引起溥杰的反感……”
1961年5月,在周恩来关照下,溥杰妻子嵯峨浩带着女儿离开日本,取道香港来到北京。溥仪抵制溥杰婚姻有复杂的背景,早年他就认为这是一桩日本人强加的政治婚姻,现在他又一心想与过去划清界限葛沽吧,为显示进步,全然不顾及溥杰夫妇深厚的感情。由于统战部门再三做工作,溥仪渐渐不再那么排斥嵯峨浩,兄弟俩与在北京的亲戚时常聚会见面。
晚年的溥仪有些爱说教,亲戚中如有一些“封建”的言论和举动,他总要当面纠正,过后还要向外人说起亲戚如何落后,自己如何进步。他如此努力地紧跟时代,以致有时显得为人“欠厚道”。然而有时,他又会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天真。
1966年,政协召开批判三家村的会议,溥仪迟来一步,一进门就连哭带骂地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捆绑的东西。但车开得很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话未说完,溥仪就哭起来。廖沫沙担任北京市统战部部长时,给予特赦人员很多鼓励和照顾。满座哑口无言。学习小组组长王耀武想把话头岔开,站起来劝溥仪不要太激动,要相信党和政府,要相信文件上指出的罪行不会是没有根据的赤子成龙。溥仪听不进去会易通,一个劲地说:“那两位(指吴晗和邓拓)我们不清楚,廖部长和我接触那么久,能像文件上说的那样吗?你们相信,我就是不相信。”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站出来说“他是好人”,并非全然虚构。